五一劳动节,一早起来,读了两篇与教育有关的微文,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暖的敬意。
这两篇微文的第一篇讲了一个哈佛博士毕业、后在美国三所名校任教的海归学人回清华经管学院做院长,十年来改革课程,重构中国较好学府的课程与课堂。
另一篇讲了一个本科毕业于耶鲁的中国学霸,放弃各种名利诱惑、毅然决然地回湖南乡下当村官,一干就是三年,与村民们同甘共苦,还创建了关注中国乡村发展的“黑土麦田”的公益组织。
读罢他们的故事,心里有着一种很大的“震撼”。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来,也许较大的成果并不仅仅是我们的经济发展及物质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精神、文化与教育领域,涌现出一批批勇于创新奉献的“开拓者”。
一个在美国有着较好学术环境及资源的学者,回国后将一所“较功利的经管学院”变成了一所“博雅人文课程为核心”的“较不功利”的学府。他自己十年来,没申请过任何科研基金、没带过一个博士生,没出过一本他自己专业领域经济学方面的书,全幅精力投入到教改中。作为与钱院长有类似经历的“读书人”,能感受体验到这种放弃学术专业的“痛苦”。但一个好“书生”,个人的“专业学术”与下功夫去打造一个能让更多学生经历和“享受”真正的好课程好课堂的教育环境相比,后者可能是更有意义及价值。
同样,华尔街或中外某一个大公司可能少了一个聪明能干的投资银行家或主管,耶鲁毕业的中国小伙子,在农村作扶贫、修水利、建养老院、开发可持续的绿色农业项目,这些能改变中国较贫穷落后地区的自然及社会生态。他们用他们在世界上较好学校所学的知识、用他们一生积淀的学术素养及能力,沉下心来、蹲下身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使我们的生活、环境与社会变得更好。
他们也使我忆及民国时从哈佛、哥伦比亚等著名学府归国办教育的陶行知、晏阳初等民国大师们,他们在晓庄、正定等地办乡村教育,也有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大师们办北大、办清华、办南开,中国的近现代教育,都是旧时代的“叛逆者”及新时代的“弄潮儿”开拓奠基的。
真正的好学校,是“真改造人”的,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北大清华南开,不少较优秀的毕业生,回归社会、去底层与普通民众共事相处、教书育人,代代循环。好的教育,是要“养人育人”和“改变人”,是让读书做事的初心,由“功利”变为“不功利”。
也许,我们教育的转型,要有更大的眼界与格局,传统意义上的“名校情结”不应是我们教育人所追寻的办学目标,教育中一直挥之不去的功利心与“精英意识”,要逐渐被这些名校所培养的具有“平民气质”、无功利心的优秀学生所“消解”,好学校是要培养能不断寻求自己的人生意义(meaning)、设定自己的人生目的(purpose)、并创造出自己的人生价值(value)的大写的人。
写到此处,就想起了西外国际高中的“筑梦社团”,这个由几十个西外高生中参与的社团,连续几年暑假,去云贵高原的贫困山区学校支教并帮建“小图书馆”,这些西外的孩子们,平时自己想方设法地通过义卖募捐等各种方式筹款、设计、制作各种书架书桌、采购书籍,去到当地后,粉墙刷地、自己动手,为当地孩子建起学校的“书房”。坚持了五年的西外“小蜜蜂”公益活动,也使广西大山深处的孩子们,每年春天能来西外“游学”。西外初高中的大行走课程,都有去当地留守儿童学校的支教分享的活动安排。西外学生在内蒙植树、敬老院及特殊学校的共建交流,教师们去边远山区支教作志愿者·······
这些都是一所学校教育所应坚守坚持的较宝贵的东西。也许,在常人眼中的“不功利“,长远来看,对学校师生的人格发展,对社会和世界的和谐进步,却是有着较实实在在的“功利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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